瞭解六四事件與八九民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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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中最知名的影像，1989年6月5日在長安街上，身穿白衣手提袋子的一名男子，隻身擋在戒嚴部隊戰車前方。其被稱為「坦克人」（tank man），中共稱他是「螳臂擋車的歹徒」。

八九民運，別稱六四事件其為近代中國史上具極為重要之地位，然中共政權刻意掩蓋真相數十年，致使無數人民無從得知其本貌。1989年6月3日午夜至4日清晨之間發生了慘烈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這就是中共對國內民主改革呼聲的回應。之後事件迅即引起國際社會普遍痛斥，美國與歐洲諸國實施武器禁運及外交制裁，香港與臺灣更以百萬群眾集會與燭光悼念聲援亡靈。如此規模之事件，中共卻持續掩蓋真相至今。

1980年代中期，中國雖實行經濟改革，但政治體制停滯不前，腐敗、官倒與通貨膨脹使民怨日深。1989年4月15日，中共內部改革派領袖胡耀邦逝世，成為導火線。學生與知識分子自發聚集天安門廣場，悼念迅速轉化為和平抗議，要求反貪腐、新聞自由與政治改革，全國各大城市亦紛紛響應。隨後，學生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號召罷課並擴大抗爭，訴求逐漸凝聚。4月27日，中共定義運動為「動亂」，隨即引發了「四二七大遊行」，數十萬人高呼「和平請願，不是動亂」，展現群眾規模與秩序。5月間，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提出「平等對話」與「收回動亂定性」兩大核心要求，並獲百萬市民聲援，將局勢推向頂點。

然而，中共高層裂痕加劇，鄧小平最終選擇強硬鎮壓。5月20日北京宣布戒嚴，20萬解放軍進城受市民阻攔一度受挫，但6月3日晚至4日凌晨，軍隊全面開火清場，木樨地、長安街及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死者或達數百至上千。此役證明中共政權之殘暴與邪惡。

鎮壓後，學生領袖流亡或入獄，工人骨幹重判，趙紫陽遭軟禁，改革派徹底被清洗，黨內自此全面保守。國際社會普遍譴責，美歐施加武器禁運與制裁，香港百萬人遊行、三十年燭光悼念，臺灣則強烈聲討並加速民主化。但基於利益，西方在數年後逐步恢復對中關係。

六四慘案深刻改變中國社會。知識分子與青年陷入「政治冷感」，社會形成「以經濟換穩定」的默契；民主轉型契機日益渺茫。官方則封鎖歷史，嚴控言論，使年輕一代難以知曉真相。然而在民間記憶與國際社會中，六四並未被遺忘。天安門母親、香港燭光晚會、海外社群與人權組織持續傳承此記憶。

全程詳解

背景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民眾自發弔唁胡耀邦。攝於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民主——我們共同的理想」是指胡耀邦之理想。

198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雖啟動經濟改革，然政治體制遲遲未有根本變革，致使官倒橫行、貪污腐敗滋蔓，通貨膨脹亦日益加劇，社會矛盾益發尖銳。1988年官方通脹率高達19%，創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之新高，民眾對經濟困境之不滿隨之沸騰。同時，知識界與高校學子對政治改革之呼聲漸成洪流。1986年底，全國多地爆發學潮，青年學子要求民主化，雖旋即遭當局壓制，然改革派領袖胡耀邦遂為保守勢力所攻訐，並於1987年初被迫下臺。此一事件，令知識界與青年對中國政治前途深感失望。於是，在此背景下，崇尚民主自由之知識分子與學子益加堅信：改革過於遲緩，專制體制未變，唯有徹底之政治革新，方能挽救國運。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猝逝。此一領袖，素以主張政治寬鬆與改革為志，深得學子與知識界景仰。其身後之日，悲憤之情激起千層巨浪，首都各大高校師生紛紛聚集於天安門廣場，設靈致祭。北大、清華等校園內哀思盈堂，群眾繼而結隊而行，奔赴廣場，以示追悼。

此後，追思化為行動，悼念轉為抗爭。上海、西安、南京、廣州諸城亦同聲響應，全國愛國民主之熱潮因之興起。大字報林立，標語如潮，青年學子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痛斥貪污腐敗，倡言新聞自由。積累於1980年代之矛盾，至此全面爆發，遂成規模宏大的學生民主運動。

訴求發展

胡耀邦逝世之後，北京高校之零星悼念旋即演化為有組織之抗議。4月17日至18日，萬餘學子雲集天安門廣場，靜坐遊行，振聲高呼「反腐敗」「反官倒」，疾呼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是時，廣場學生以民主討論形成一致意志，並於4月18日草擬七項請願，呈遞當局。

1.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5.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4月22日，張智勇、郭海峰、周勇軍三人跪在人民大會堂前請願。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舉行之日，學生代表更試圖親赴人民大會堂，面陳七項主張，期望當局回應。雖未獲官方正面答覆，然學生之組織能力與動員力量，已於此時顯著增長，展現出青年世代對民主自由之堅定追求。

為有效統籌抗議行動，北京諸大院校學子於4月下旬共議，遂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以為統一之組織。4月23日，高自聯正式宣告成立，推舉中國政法大學周勇軍為主席，而北京大學王丹、北京師範大學吾爾開希等領袖人物亦踴躍參與，號召首都各校全面罷課，以昭聲援。此一獨立學生組織，不受校團委桎梏，其存在本身即為對當局管理權威之直接挑戰。

隨後，全國各地院校亦紛紛組建學生自治組織，並藉由北京與地方之學生聯合會彼此呼應，匯成聲勢浩大的民主洪流。學子領袖以大字報、演講與地下刊物廣布思想，在廣場架設高音喇叭與指揮部，維持秩序井然。且不止學子，亦有教授、知識分子與市民踴躍加入，或以言論助勢，或以物資支援。於是，愛國民主之運動，終成為空前廣泛之群眾覺醒。

學生之主要訴求，隨運動推進而日有調整。至4月底，官方媒體以嚴厲言辭定調之後，學子益發強調其愛國與和平立場。於4月27日發起之「四二七大遊行」中，數十萬學生齊聲高呼「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等口號，並同時舉起「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維護憲法」之橫幅，以昭示其運動之愛國本質，避免為反黨之名所羅織。學生冀望藉此獲取黨內開明派與廣大群眾之同情與支持。

進入5月，當局遲未正面回應，學生之內部遂生激進之傾向。5月13日，上千學子於天安門廣場宣布展開絕食抗議，以己身生命與健康迫使政府回應。絕食學生所提兩項直接要求，其一，當局應立即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平等對話；其二，政府須收回「動亂」定性，為此次民主運動正名。於是，原先繁複之訴求簡化為兩端核心：對話與正名。然絕食旋即激起數十萬群眾聲援，局勢愈加緊繃，學生與官方之矛盾亦迅速升級。

中共政府的反應與鎮壓過程

4月—5月

最初，胡耀邦逝世所引發之悼念尚屬平和，中共當局採取觀望之態，姑且允許遊行集會。然而，隨抗議聲勢日增，強硬派領導人心懷不安。4月25日，鄧小平召集中共高層，斷言學生運動或將撼動黨之統治，遂決意以強硬手段應對。翌日，《人民日報》刊布《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學生之和平請願強加為「極少數人煽動之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

此一指控激起公憤，激怒了原本克制之學子與市民。於是，4月27日，京城十餘萬學生不顧禁令，毅然上街，高呼「和平請願，不是動亂」之口號，以抗議社論之不實與污名。此役「四二七大遊行」，井然有序，市民熱烈聲援，被視為對當局強硬態度之有力回擊，亦迫使官方一度軟化姿態，表露考慮對話之意。

5月初，中共領導層裂痕漸深。趙紫陽等開明派倡議與學生展開誠懇對話，以避免流血悲劇；然李鵬、姚依林等強硬派則力主「採取斷然措施恢復秩序」，立場益趨強硬。國際媒體高度關注之下，當局雖曾與學生有限接觸：4月29日，袁木等人出面與部分學子座談，然因官態倨傲，學生認定誠意全無；5月18日，李鵬於中南海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拒絕撤回「動亂」之定性，會談遂以破裂告終。

對話既破，憤懣益深。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湧上街頭，工人、知識分子與機關干部齊聲吶喊，支持學生，痛斥貪腐，場面震撼北京。適逢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華，天安門廣場聚眾抗議，使中共顏面盡失，國際壓力驟增。於內外交困之際，鄧小平終決意挺身強硬派一端，下令對示威者採取果斷行動。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親赴天安門廣場，探望絕食學生，懇切勸慰，並含淚言道：「我們來晚了，對不起同學們。」此一瞬間，成為他最後一次公開現身，亦昭示其於黨內權力鬥爭中已然失勢。

翌日凌晨，李鵬代表當局宣佈，自5月20日起於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並調集野戰軍進駐首都，企圖以武力扼殺民眾的和平抗爭。5月20日至21日，成群結隊之戒嚴部隊開赴市區，然數十萬北京市民自發走上街頭，以血肉人牆阻攔，以言語勸諫，迫使部隊首度進城之行動受挫而退。

自此，首都陷入半月之緊張僵持。學生堅守廣場，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各界人士源源不斷輸送食物、藥品與支援；與此同時，當局亦調整部署，調集更多效忠命令之軍隊，蓄勢待發，靜候清場之時機。

6月

6月初，中共高層終於決斷，以武力終結民運。6月3日晚十時許，戒嚴部隊透過北京電台與高音喇叭發佈最後通牒，聲稱將強制清場，勒令群眾立刻撤離，並警告「如遇阻攔，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當夜，來自全國各地之十九個軍團，約二十萬名解放軍官兵，在坦克與裝甲車掩護下，四面八方推進京城。自深夜至翌晨，北京木樨地、長安街、天安門廣場南側之天橋，及東單、西單等一百九十餘處，皆爆發血腥衝突。荷槍實彈之士兵，向手無寸鐵的學生與市民連番開火，坦克更輾壓人群。市民與學生築路障、擋軍車、投石以抗，終究無法抵禦持續射擊之武裝部隊。

6月4日凌晨四時至六時，解放軍攻入天安門廣場，全面清場。堅守廣場之學生被迫撤離，紀念碑旁僅存之少數堅守者亦遭驅散或捕囚。清場過程之中，槍口對準平民，血光遍地；無數學生與市民倒下，其間不乏兒童與長者。此役，成為中共殘暴統治之鐵證，亦為歷史所不能磨滅之血痕。

此一震驚中外之流血鎮壓，釀成慘烈傷亡，其實際死亡數字迄今仍無法確知。當時北京市民間團體之統計，估計死者或達數百，甚至上千。中國紅十字會人員一度短暫披露約有2,600人喪生，旋即遭噤聲。然中國政府從未公布完整之傷亡調查，僅於1989年6月下旬發布報告，聲稱「動亂中約200餘人死亡，約3,000平民受傷，其中包括36名大學生」，並稱數十名解放軍官兵亦死傷。此官方數字普遍為世人質疑，認為嚴重低估真實規模。

其後，無數死難者之親屬，結為「天安門母親」群體，年復一年呼籲當局公開真相、承擔責任，卻始終不獲正面回應。在政治高壓之下，許多遇難者之家屬，甚至不得公開哀悼；而堅持上訪申訴者，則長期遭受監控與打壓。此等情狀，不僅彰顯了中共政權對人命之漠視，更為其踐踏人權與自由之鐵證。

六四鎮壓之後，中共當局旋即展開大規模清算。數日之間，全國數萬人遭拘捕審查，數百名學生與市民以「反革命暴亂」之名被起訴。北京當局更公開通緝21名「學潮首要分子」，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學生領袖或流亡海外，或被逮捕入獄。積極參與運動之工人組織者亦遭嚴懲，甚至有工人僅因向天安門城樓毛澤東像投擲雞蛋，即被判處無期徒刑。

同時，大批學生與知識分子輾轉逃往香港，藉民間「黃雀行動」之營救而流亡海外，遂成日後海外民運之骨幹。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則因被指「支持動亂」，旋即遭撤職並被終身軟禁。其後，鄧小平於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欽點江澤民接任總書記，自此全面掌控黨權。於是，黨內改革派勢力蕩然無存，強硬派遂徹底壟斷國家機器。

國際社會的回應

1989年6月夜幕甫臨，北京血腥鎮壓之慘烈舉世震驚。國際媒體密集傳播解放軍開槍鎮壓學子的畫面，其中尤以一名青年手無寸鐵，獨立戰車車隊之前之影像（世稱「坦克人」）最為震撼，遂成歷史永誌之象徵。

各國政府紛紛疾聲譴責此等暴行，西方民主諸國尤為措辭嚴峻。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相繼對北京政權施行外交與經濟制裁。6月5日，美國總統喬治·H·W·布希公開譴責中共屠戮平民，並以行政命令即刻凍結美中高層軍事往來，中止武器銷售與軍事技術出口。繼而，美國國會通過《外國援助授權法》修正案，將制裁法律化，明令禁止輸出警用裝備，暫停中美衛星合作，並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

歐洲共同體（今歐盟）同年亦宣布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此一禁運，自1989年至今，未嘗解除，已成西方國家在人權議題上向北京施壓之象徵性政策。

除各國政府之制裁與抗議外，國際民間社會亦群起而應。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機構，齊聲譴責中共屠戮手無寸鐵之學子與公民，並疾呼追究責任，釋放被囚之民主人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與歐洲議會相繼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允許就六四鎮壓展開獨立調查。

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拒絕外界檢視，並矢口否認鎮壓之罪。然而，此一屠殺已成國際輿論衡量中國人權狀況之關鍵標尺。事件之後，中共政權一度在外交上陷於孤立，西方諸國多暫停高層往來與經濟合作。然基於經濟與戰略之考量，西方世界旋即調整立場。美國布希政府雖行制裁，卻不久即以特使秘密維繫與北京之聯繫；至1990年代中期，多數制裁已陸續撤銷或放寬。於是，中國得以迅速重返國際社會，重獲外資與技術合作，並未長期受困於孤立。

華人社會對六四之震盪，尤為強烈。自4月下旬起，香港民間已掀起浩大聲援浪潮；1989年5月21日，更有逾百萬群眾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子之民主訴求。待血腥鎮壓之消息傳來，港人隨即舉行燭光晚會，萬眾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場面悲憤動容。自1990年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每年6月4日晚，皆燃起全球最大規模之「六四燭光悼念」，數萬乃至數十萬市民匯聚，共同追思死難者，呼籲平反真相。此一傳統延續三十年，直至2020年《國安法》實施，方為當局所禁；支聯會亦被迫解散，其骨幹多人遭拘捕起訴。

在臺灣，朝野政要與民間同聲譴責六四暴行。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以「極其遺憾痛心」形容北京當局之屠戮，並宣示自由民主為臺灣人民不可動搖之信念。此一慘案之衝擊，更加速臺灣民主化之步伐，使社會各界愈加警惕中共專制統治對人權之威脅。總觀而言，1989年六四慘案舉世震驚，不僅短暫凍結中國與西方之關係，亦深刻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共政治體制之認知與評價。

延伸閱讀

民運失敗之原因

內部原因

首先，運動本身存有組織與策略之弱點。雖然參與人數眾多、聲勢浩大，然學生與市民缺乏一個統一而老練之核心領導，主要倚賴鬆散之學生組織與臨時湧現之領袖推動。其間意見分歧，溫和與激進兩派在關鍵時刻難以共識，致使決策搖擺不定；撤離與堅守廣場之爭論，即反覆出現。

有識者指出，八九民運之失敗，部分因學生領袖抱持理想主義過深。當局於5月初曾示意對話，學生卻未能把握機會取得階段成果，而選擇升級對峙，以絕食行動施壓，終導致武力鎮壓。雖則運動曾獲廣泛群眾聲援，卻始終乏一「旗幟鮮明之反對派組織」作持續支撐。知識界與體制內之改革同情者（如趙紫陽）未能形成足以扭轉局勢之影響，軍隊高層亦無異議者能改變決策。於是，學生運動在與龐大而殘酷之共產黨政權對抗時，終陷於極端脆弱之境地。

外部原因

國際環境與外部助力之不足，亦為民運敗亡之一因。六四鎮壓之後，西方固然對中國施加經濟與外交制裁，然其措施多屬象徵短暫，未能根本削弱中共專制之基礎。基於地緣與經濟之權衡，美國與歐洲諸國於數年之內陸續恢復與北京之正常關係，諸多制裁相繼豁免或解除，對政權之長期壓力因而消弭。國際社會既未，亦無力，直接干預中國內部民主運動，致使中共得以迅速恢復承認，重返國際舞臺。

同年東歐諸國政權相繼崩解，中共由此愈益堅信強力維穩之必要，遂以更大決心維繫專制統治。由是觀之，外部因素於民運成敗所起之效甚微；國際譴責雖振聾發聵，然終未能動搖中共統治者鎮壓與高壓維穩之決心。

後果影響

此一失敗，暨隨之而來之六四鎮壓，被普遍視為中國當代史上重大之轉折。於政治層面，此役之血腥結局，象徵自1978年以來相對寬鬆改革時代之終結。趙紫陽等力倡政治改革者，悉遭清洗；1980年代所孕育之政治體制改革與「新啟蒙」思潮，遂告夭折。自此，中國政壇陷入長期保守之低潮。

六四之後，當局旋即強化政治控制，制定法規嚴限集會遊行與言論出版，加緊對高校與媒體之監督，以杜絕再現大規模抗議。全國展開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之清查，凡參與或聲援民運之幹部、師生，多遭懲處；輿論場域轉而齊聲高唱「穩定壓倒一切」。經濟方面，六四使中國一度喪失部分外資與優惠貸款，改革步伐因而趨緩，甚至暫停。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再度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方促使改革開放重新加速。

由此可見，六四之後，中共政權遂鑄就一新統治模式：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與高壓維穩；經濟上，則加快發展，以換取社會對其合法性之勉強承認。

六四鎮壓對中國社會之心理與價值觀，造成難以磨滅之創痕。一方面，經此打擊，知識分子與城市青年對政治改革之希望大為消退，許多人陷入「政治冷感」，轉而追逐個人經濟與家庭安穩。社會自此漸呈遠離政治之趨勢。有人言，中國人在六四後與當局形成一種默契：只要政權保證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人民便默許放棄民主參與與改革之追求。此種「以經濟換穩定」之契約，在其後數十年間維繫了中共統治之表面安穩，然亦使民主轉型之契機愈加渺茫。

另一方面，六四慘案在官方敘事中被全面封鎖與篡改。年輕世代於中國大陸幾無得聞真相。迄今，1989年民運與六四鎮壓之討論仍為禁忌，相關訊息於出版與網路皆受嚴控。每逢六四前夕，當局更緊縮言論與維穩，使紀念「幾乎絕跡」於內地。然於境外與民間記憶之中，六四並未湮沒。天安門母親年復一年呼籲平反，香港三十年來以燭光傳遞記憶，海外華人與人權組織持續悼念。是以，八九民運之血腥結局，不僅改變中國發展之軌跡，亦為後世昭示民主運動之艱險與代價：一方面，它促成中共更為集權專斷之統治；另一方面，它在中國人民追求自由與尊嚴之歷史上，留下永不磨滅之傷痕與血印。

外部連結

• 大紀元 - 弔唁胡耀邦影像
• 維基百科 - 六四事件
• 維基百科 - 六四清場